如何为“撤鲁”辩护？
鲁迅有言，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，都可能流血,想不到这句话应验在他自己身上。今日为搬动他自己在中学语文教材里的几篇文章，却成了敏感问题，扰攘不已。
负责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出面辩解： “有消息说中学教材里鲁迅作品减少了，实际并不是这样”， “过去高中三年学6篇鲁迅，现在高中三年必修课是1.25学年，有3篇鲁迅作品，但在剩下的选修教科书里还有大量鲁迅作品”，“加上选修课文，远不止6篇。”
这样的辩护有苦心，却回避了更为重要的历史趋势，难有说服力。1923年胡适首次将鲁迅文章列入初中国文课外读物，起始正常，亦见胡适之雅量。毛泽东封鲁迅为当代圣人，一口气说了三个“空前”，事情从此起变化。1949年后，最多的一套教材里有20多篇鲁迅作品，先后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达32篇。至文革，除了马恩列斯毛，有全集发行者唯鲁氏一人，雄踞第六位。红卫兵南北串联，一个口袋揣“毛主席语录”，另一个口袋揣“鲁迅语录”，几乎成第二本“红宝书”，此时创第四个“空前”——“盛况空前”。1976年之后社会转型，鲁迅热降温，在教科书中“与时俱退”，回归正常。顾之川说鲁迅作品进入选修读物，实际上是退回1923年胡适选鲁迅之起点，可谓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。
文学教授的激动与年青人逃鲁成风
操持现当代文学者，反应比较激烈，亦可理解。此专业之特殊，在于它本身是主流意识形态早年形成期的支柱，后者在此吸收的养分远多于其它知识门类。“革命文学”、“文学革命”，文学或许被糟蹋，革命却直接输入了意识形态。托洛茨基当年著《文学与革命》，说尽了此类革命如何离不开文学动员，可歌可泣，可圈可点。此专业特殊性之二，在于此专业时至今日，招收研究生之多在人文学科中可拔头筹，入学后可读书之少，又成反比，说是“鲁学”之下次生学科，名正言顺。今日“新左”出此门下者居多，并不奇怪。故而每有“退鲁”话题，该专业人士总是愤懑不已。
此次有教授引南京大学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》，称“中国文学论文引用前10名作者排名中，鲁迅排名第一，其后才是胡适、周作人、马克思等人。《鲁迅全集》入选‘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’。这种经由历史沉淀而出的结论应该是迅翁作品魅力的最好验证。” “鲁学”爱“迅翁”，天经地义，可以持续地爱，永久地爱，但后面一句结论则受限于这一学科的既定眼界，略显狭隘。30年能证明什么？翻一番，60年也不过弹指一瞬。若论30年能证成，那还不如拿前一个30年说事，一人独享四“空前”，岂不更雄辩？后一个30年中国有进步，鲁迅才从“空前”地位退居“300本书”以内。这是鲁学之不幸，却是鲁迅之幸运，鲁迅终于能回归人间，有什么不好？至于“中国文学论文”引用鲁迅还是排列第一，那不说明鲁迅有地位，只说明此专业没出息——在多大程度上，还未退出革命后的低烧阶段。
幸亏年青人不争论。《钱江晚报》是鲁迅家乡的报纸，8月11日报道：中学校园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，“一怕文言文、二怕写作文、三怕周树人”。此外，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邓虹老师告诉记者，她曾在一个理科实验班级做过调查，42名学生，喜欢鲁迅的只有6人。年青人不理会“历史积淀而出的结论”，掉头而去，是堕落，还是自救？换个其它话题，也许我对这一代也失望。但在“拥鲁”还是“逃鲁”问题上，我倒相信毛氏名言不虚，稍改一下称呼，可读为：“世界是他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。”
是我们救“孩子”，还是“孩子”救“我们”？
在所有拥鲁言论中，有博客短文：
问：您对鲁迅文章淡出中学教材有何看法？
答：这早在意料之中，鲁迅文章迟早会淡出，现在社会已经太“迅”了，需要节奏、感觉、气质，停不下来。老“鲁”钝当然不合时宜，只有鞠躬谢幕一条路。
问：您觉得鲁迅文章越来越不受人待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？
答：实话告诉你吧，大家以前爱看鲁迅文章，因为总觉着他在说过去，说国民党反动派，说智商低者，现在越看越像是在说现在，说自己，说有官方面，当然不爽了。
问：《阿Q正传》这么经典的小说，都被取掉，到底什么原因？
谭：现在的阿Q比鲁迅在世时更多了，Q得也更厉害了，-----还有专司阿Q精神的部门，总是制造虚假歌颂文章，掩耳盗铃，混淆是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每次面对《阿Q正传》这部小说，他们会自然产生遭打耳光感，必除之而后快。
作者切中时弊，欲保留批判精神，写得很好。只是有一点想提出来商榷：鲁迅本是左翼人，可称左翼上游，作者痛恨的弊端恶变是这一源流的下游，以上游批下游，能得其正乎？只怕是同一条河流中踢水，即使从上向下踢，以左反左，反不出正果。当年那样的批判是有问题的，将国家衰败归咎于“国民性”，从阿Q到吴妈人人有份，已经潜含“文化”要“革命”、“灵魂”要“改造”的呼唤。终于“横扫”一切，“大批判”突起，八百万人终遭横死。这笔帐当然不能算到鲁迅头上，但毛泽东坦诚“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”，红卫兵“痛打落水狗”；祸首就算仅四人，四人中有三人（张、江、姚）与左联有不解之缘；“迪克”嫌鲁迅左得还不够，30年代发杂文反对，由左联愤青发迹，越反越左，� �于修炼成60年代“春桥同志”。所有这些也是“由历史沉淀而出”，而且不止一个30年，怎么能回避？
确实要批判，不仅要批判“大批判”，还要批判“大批判”之“早期批判”——三十年代左联之文风，左联之传统。左病不除，鲁难未已。现在不必喊鲁氏名言了——“救救孩子”，是“我们”救“孩子”，还是“孩子”救“我们”？“孩子”们逃“鲁”成风，不得已“自救”，“救”在成人之前。所谓“接着说”，究竟“谁”救“谁”？这才是应该“接着说”的真问题，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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